银幕审美时尚悄然变化

在电影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曾闻得“电影老矣”之叹，更有“电影休矣”并势必要被“大众新宠”电视所取代的俏皮预言。于是，愈来愈被“挤兑”到边缘的电影陷于“途穷”而不得不变法的境地。

又逢世纪之交，从全球化视野来考察，银幕审美时尚的走向正悄然发生着微妙而不显山水的变化。事实上，无论自觉或不自觉，这里所悄悄酝酿着的，恰恰是一场人类电影文化的变革。

不妨先看看近三、五年间好莱坞那边风景如何。好莱坞历来以擅长制造“银色梦幻”式的种种类型电影著称，90年代后更以高投资、高科技以及形形色色娱乐时尚新衣作为包装，而稳操世界电影80％以上的市场。至于每年一度的奥斯卡电影金像奖“逐鹿”，早已成为全球观影大众所关注的一道炙手可热的“文化大餐”。而每届被“拔”出来的作品，往往既是引领文化时尚的“群英之冠”，同时又是在市场上“一览众山小”的骄子。譬如，在1997年3月举行的69届奥斯卡夺金较量中，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家独立制片公司（Mire－max）以中等投资规模（约三千万美元）摄制的《英国病人》最终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九项大奖。但是，该片在筹拍之初，20世纪福克斯公司曾看走了眼，初拟投资，随后却退出局外。偏偏就是这匹“黑马”，却以非主流的独立制作而刷新了奥斯卡的历史纪录，由此标示了好莱坞主流派八大公司渐趋老化、陷于困境。到了2000年3月举行的72届奥斯卡颁奖式上，这一挑战性局面更加尖锐，独立制片群雄并起揽得多门大奖，而老牌公司则险遭全军覆没。本届奥斯卡令人欣喜地呈现出审美时尚和文化风信标的转向，其评审突出了两点，一是冲破好莱坞“梦工厂”虚幻迷离的造梦氛围，转而贴近表现现实并呈现出人们生存焦虑的作品，如描写中产家庭“精神综合症”的《美国丽人》、揭示女性对“男权世界”悲剧式抗争的《男孩别哭》等脱颖而出；二是在独立制片的背景上，涌现出更多的新名字、新面孔，并体现出他们清新、出色的才华，如以《美国丽人》而获得最佳导演殊荣的森·门德斯，本是英国人，从事舞台戏剧导演，该片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奥斯卡这一出手惊人的重锤选金，无疑既展现了参与评审奥斯卡学院奖的约五千委员的文化胸襟和前瞻性的目光，同时，不能不说，它还潜在地体现了奥斯卡评审对于老牌公司故步自封的不满，并表达了他们在审美时尚以及文化上求新求变的渴望。

说到作为世界电影创新故乡的欧洲，从90年代中期便开始迎来自身电影文化的全面复苏。欧洲艺术电影一贯倡导创作个性和审美的标新立异，历来与好莱坞道不同而不相与谋。但这一回恰于世纪交替之际，却在当今电影审美文化的更新以及时尚的选择上，出现了某种前瞻性的重合。在最近两届戛纳、威尼斯电影节赛事上折桂并引起文化、学术界热切关注的新作，都鲜明地呈现出推崇新人新作，张扬个性魅力，特别关注非主流艺术电影以及非电影大国和地区电影的生存命题，如比利时的《洛塞塔》（达尔戴纳兄弟执导）、丹麦的《黑暗中的舞者》（冯·特里尔执导）、意大利的《他们这样笑》（格·阿梅利奥执导）、伊朗的《我们将随风而去》（阿巴斯执导）以及中国的《一个都不能少》、《过年回家》等，这些作品显示着某种共同的人文焦虑和艺术追求：一是题材的社会写实性，二是叙述风格的返朴归真，三是人性开掘的深度魅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逼近世纪之尾，在2000年11月的第1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出台了一项别具文化创意的举措，凡参赛作品的资格认定，仅限于该作者三次入赛机会之内，其宗旨在于发掘新人并奖掖富于开拓力度的新生代作品。该节还专设了“亚洲电影奖”（本届此奖项颁给了哈萨克斯坦的新片《三兄弟》），以推动亚洲地区电影的发展。人们看到，近三、五年间，亚洲地区无论伊朗以阿巴斯为拓荒者而崛起的“新电影”，韩国富于本土文化现代创意的新生代电影，越南以陈英雄为代表的新人新作，还是日本以周防正行、北野武等创作的焕发着青春活力的新一代电影，无不引起国际影界人士广泛的瞩目。伊朗名导阿巴斯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领奖时，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表示在自己从影三十周年到来之际，决定送自己一件礼物，就是今后他将不再参与任何电影节的赛事，以便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这番话引起全场观众向他致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